“神形兼备”是我国肖像雕塑创作最为基本的审美准则，同时也是方法论，中国的肖像雕塑家都知道“神形兼备”，其主要内容是肖像作品在反映人物对象时达到形与神的完美统一。作为方法，则要求雕塑家充分掌握人物对象的生活资料，对其形与神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消化，最终升华出对象形与神的个性特征，然后创作出“形神兼备”的作品。这文作者认为这百分之百的忠于对象的“形神兼备”对肖像创作是不够的，它的危险之出在于完全把作者置于忠实与对象的镜子式地位，其作品尝尝表现出作者的非存在性。在此，笔者要提出的是：在忠实于对象的“形神兼备”前提下的另一种“形神兼备”，即作者创作个性的“形神兼备”，也就是说“形神兼备”应该同时涵盖客体与主体两个方面。倡导肖像创作艺术家个性的自觉展现是中国肖像雕塑走出“旧”的困境措施之一。在此提出创作个性并不否定中国好的肖像雕塑作品具有艺术家个性的现实，特别是一大批从事纪念性肖像创作的资深雕塑家，其作品都能展现出各自不同于他人的艺术个性。但笔者认为，从总的中国肖像雕塑现状来看，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在肖像创作中需要进一步觉醒。

       凡西方雕塑大师的肖像作品所展示得艺术自身的艺术个性是显而易见的。来开朗基罗的《布鲁德斯》并不缺少作者形体雄伟的一贯特点，以及他英雄式审美价值的一贯取向；乌东的所有肖像作品不管反映对象个性及造型角度多么不一样，但并不失他个人那种严谨、深邃及华贵的艺术风格 ；我们再看罗丹，从他的肖像作品《达鲁》、《雨果》、《法尔尼埃》到《巴尔扎克》，不管进行怎样的演变，罗丹的那种特有的塑造方式与光影追求是明显的；布德尔完全可以把自己对建筑感的追求放进他的肖像；爱泼斯坦的那种表面的锁碎的塑造肌理一直展现在他各种不同的肖像作品之中；而曼族的肖像作品与他的其它作品一样，总是洋溢着属于他自己的那种简洁大方、平易含蓄的艺术意境。